香港籍人民陪审员参与商标侵权案庭审

广州南沙自贸区法院当庭对案件作出宣判

2017-06-1009:08:07|来源：人民法院报|作者：张志荣付斌

　　“被告，海关处罚决定书上的报关单号与你方提供的货物报关单号不符，你方作何解释？”香港籍人民陪审员赖亚力坐在审判席向被告发问。

　　6月6日下午，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商标权侵权纠纷案。此案由南沙自贸区法院知识产权庭的审判人员和香港籍人民陪审员赖亚力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当庭宣判。判决被告贸易公司赔偿原告克洛克斯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3.5万元，被告赵某对贸易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原告为美国克洛克斯有限公司，品牌创立于2002年，其crocs产品（特别是“洞洞鞋”）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定知名度。三名被告分别为广州某贸易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某及公司投资人赵某。

　　原告克洛克斯公司诉称，原告依法享有注册的商标G873725号“CROCS”和第8587990号鳄鱼图案商标的专用权。2016年7月被告贸易公司向海关申报出口一批货物时，被海关查验发现货物中有假冒原告“CROCS”、鳄鱼图案商标的鞋子900余双。海关依法查扣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被告贸易公司侵权行为成立。被告贸易公司出口销售原告商标商品的行为违反了商标法的规定，造成了原告经济上和商品形象上的损失。为此原告将贸易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某、公司投资人赵某告上法庭，请求判令：三被告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7万元（包括原告为追究被告侵权责任支付的律师费、公证费、差旅费等合理费用）；三被告在《广州日报》刊登赔礼道歉声明，以消除因侵权造成的不良影响。

　　三被告提出被告贸易公司为代理商而非涉案货主，不清楚出口商品涉及侵权，没有侵权的故意，不应承担责任；胡某并非公司股东，赵某的财产也独立于公司，都不应承担责任；涉案商品没有流入市场，没有造成实际损失，原告主张的赔偿金额过高。

　　因该案具有涉外因素，且涉案商品是出口到香港，南沙自贸区法院邀请了香港籍人民陪审员赖亚力参审此案。

　　据悉，这是赖亚力在南沙自贸区法院参与审理的第四宗案件。赖亚力是香港永久性居民，毕业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是一家香港公司的副总经理，由于其分公司在广州南沙，故长期在南沙工作和生活，并正式成为南沙自贸区法院人民陪审员。

　　庭审前，由赖亚力作为主持人组织原、被告双方调解，经过半小时的耐心调解，双方争议的赔偿数额差距虽然缩小了，但仍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案件遂转入庭审。

　　14时30分，庭审正式开始，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40名学生旁听了庭审。在一个多小时的庭审中，赖亚力对“海关处罚决定书上单号与证据单号不一致”。“陈述书内容矛盾”等细节性关键问题进行发问。

　　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注册商标的权利人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且商标处于有效保护期内，应受法律保护。被控侵权产品的显著位置使用了“CROCS”及鳄鱼图案标识，客观上具有识别商品的功能，已经构成商标性使用。被控侵权产品与原告产品构成商标近似，容易导致混淆，使一般消费者产生误认误购的结果，已构成对原告两个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被告贸易公司作为涉案侵权产品的发货人，未如实向海关申报，主观上有过错，且未提供证据证明侵权产品系第三方所有，应视为实际销售者，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胡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依法不应对该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由于被告贸易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赵某是公司的自然人股东，根据公司法规定应对被告贸易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涉案注册商标专用权属于财产权，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其商誉受到损害，原告主张被告在《广州日报》刊登赔礼道歉声明的请求不予支持。故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谈及2年的人民陪审员经历，赖亚力表示，“一般涉港澳因素的案件会邀请我们作为人民陪审员参审，没有急事的话都会参加。参与了4宗案件的审理后，应该说大陆这边，特别是南沙自贸区法院在司法公开、公正方面做得真的很不错！”

　　案件审理结束后，本案主审法官张志荣对该案争议焦点作了说明。同时，他特别提到，在庭审中询问的两个问题切中要害，赖亚力在庭前调解中作了很大努力，使双方争议的赔偿数额差距进一步缩小。法院综合双方调解意见和案件实际作出判决更容易被双方接受，有利于服判息诉。

　　■专家点评■

　　增强司法互信服务两地发展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杨雄文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下一项重要的制度，是公民直接参与司法活动的一种民主形式，也是保障公民权利的一条重要途径。香港适用的是陪审团制度，由陪审团裁决案件事实，由法官适用法律作出判决。香港回归之后，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人员往来和经济交流日趋频繁，增强两地司法互信对两地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南沙自贸区法院聘任港澳籍人民陪审员，取得了较好成效，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下司法互信的基础。我旁听了此案庭审全过程，应当说港籍陪审员赖亚力先生对庭审的参与是比较深入的。通过港澳籍人士与大陆法官的专业判断相结合，尤其在处理涉港澳案件中，能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消除港澳同胞因制度理念和生活环境差异等因素造成的对内地司法的距离感，也增加了裁判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