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访谈

今年初，国务院曾颁布《深化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年中，又布局北上广三地要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这一系列的部署，可看出国家对知识产权在制度和司法上的战略重视。日前，长期研究知识产权问题的中南财经大学原校长、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吴汉东教授在广州中新知识城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探讨知识产权如何驱动产业发展等相关问题。

文/本报记者王睿

中南财经大学原校长、

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吴汉东

●我国还没有形成“崇尚创新”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氛围和意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公众对知识产权的认可程度还是不够。

●在我国，最大的问题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以及对侵权行为的遏制，还没有达到足以弥补权利人的损失，也不足以遏止侵权人的行为——诉讼周期长、赔偿数额低。

●要变成世界强国，标志之一就是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其次就是要成为一个法治国家。知识产权就是创新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保护创新的法律工具。

●广州的中新知识城集成了保护、服务和产业发展，能起到引领和标杆作用，是值得复制的发展方向。

●广东过去经济大部分贡献来自加工贸易，要更新换代，必须转变发展模式，就要靠知识产权。

法律构建:被动变主动的战略性设计

记者：您研究知识产权问题那么多年，您怎么评价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法律构建？

吴汉东：改革开放之初，中美合作的时候，美国就提出要进行知识产权保护，但是当时中国还没有相关的法律，后来陆续颁布了《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1992年，中美发生了第一次知识产权冲突，这个冲突直接导致我们对本国的《专利法》、《商标法》进行相关修改。2001年入世之前，又按照国际条约来全面修法。所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入世之前，中国的相关知识产权法律构建，很大程度上是迫于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压力，这个过程是被动的。但是中国在入世以后，特别是2008年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以后，就从被动变成主动的战略性制度设计，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

记者：在这个转变之下，我们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氛围和环境怎样？

吴汉东：我们非常全面地引进了知识产权制度的硬件——法律，但软件——文化环境、市场秩序等是很难复制的。目前来看，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崇尚创新”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氛围和意识。社会公众对知识产权的认可程度还是不够，对假冒盗版的宽容度依然太大，甚至持欢迎的态度。

记者：改变这种氛围的紧迫性在哪里？

吴汉东：首先，保护知识产权是国际经贸领域的游戏规则。其次，从保护知识产权长远来讲，不利于文化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创新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如果不依托知识产权，是不会有投资者愿意对其进行投资的。所以，对于中国来讲，关于知识产权环境的塑造和养成显得特别重要。

执法力度：提高法定赔偿数额是积极信号

记者：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上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

吴汉东：在我国，最大的问题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以及对侵权行为的遏制，还没有达到足以弥补权利人的损失，也不足以遏止侵权人的行为——诉讼周期长、赔偿数额低。但我认为情况正在改善，而且前景越来越好。第一，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在北上广建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处理专门案件，证明中国要努力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水平，避免一案多判或者同案不同判的不良现象，这是进步。第二，提高了法定赔偿额度。2002年的《著作权法》规定赔50万元，但是2010年的《专利法》把数额提高到100万元，刚刚修改的《商标法》要赔300万元以上，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第三，对恶意侵权、大规模侵权规定了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可以比判定的赔偿额度提高一到三倍，加大了侵权的成本。

记者：从目前基层法院的立案和审判来看，大部分的案例是国外品牌对国内侵权的诉讼，有人就认为其实是保护外国人的利益，您怎么看？

吴汉东：这一两年来其实也有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受到国外的侵害。李克强总理今年曾在会议上说过一句话：“中国对中外企业各类主体的问题上会一视同仁、同等保护。”这就说明知识产权的问题上，没有中外国籍之分，也没有公私之分，不管你是外国的还是本土的，都会一视同仁。我们现在的商品经济是对外开放的，所以再讨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保护外国人的利益，是不合时宜的，也是不符合现实的。

短板：专利申请数量大产业化程度低

记者：目前从专利申请、商标注册的数量看，我国的现状如何？

吴汉东：目前我国专利申请、商标注册数量是全世界第一，体量非常大，这是毋庸置疑的。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数据，2013年我国受理专利申请237.7万件，授权专利131.1万件。从2011年起，我国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跃居世界第一位。

记者：既然我们国家专利、商标申请注册量已经世界第一，那我国是否就能称之为“知识产权强国”呢？

吴汉东：只能说“知识产权大国”而不能说“知识产权强国”。因为知识产权的获取不是最终目标，应将其转化为现实有效的生产力。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是一方面，但从经济角度来看，专业实施率，也就是转化为产业贡献的比率才是最重要的。中国的知识产权不宜过多地在数量和规模上做文章，而应以质取胜，以效益取胜。中国的知识产权尤其是与经济效益最密切相关的专利权的转化现状，最不容乐观。知识产权怎么转变成产业，如何有效地进行产业化转变，是目前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最突出的短板，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足以成为“知识产权强国”。

记者：那要提高知识产权的产业转化率要从哪些角度下功夫？

吴汉东：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可以说是美国经济的命脉。无论是苹果、ibm还是迪士尼等等，都跟知识产权有非常大的关系，每年的产出是巨大的，这是一个最成功的模板。我认为，中国无论是专利、品牌、版权都应该跟经济产业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为了取得gdp、一些数字和规模就满足，必须要投入到产业里，而且高端的创新必须要注重市场化、应用化、商品化。我们也有高精尖的产品，可是不接地气，是无法铺开生产的。

广东：有建“知识产权强省”基础

记者：目前审视国家的部署，哪些对知识产权产业化有利？

吴汉东：中国新一轮的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可以推动这一进程。国务院刚批下来为期七年的《深化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在这七年期间，我相信中国的知识产权的产业化进程会大有提升。另外，就拿广州萝岗的中新知识城来讲，这样的示范区集成了保护、服务平台和产业发展，可以说，这在全国都能起到一个引领和标杆作用，这是一个值得复制的发展方向。这样的模式对于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都有非常大的作用。

记者：广东在公共政策上应该如何保护和引导知识产权发展呢？

吴汉东：广东现在提出“知识产权强省”的发展计划，是符合广东的地位和发展方向的。广东大部分经济贡献来自于加工贸易，而不是创新产业上。广东一直提出要升级换代，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就得依靠知识产权。这个转型肯定是痛苦的，也存在失败的风险。但对广东来说，这种创新的转变是有优势的。广东积累了改革开放丰富的经验和丰厚的物质条件，这是很多省份不具备的。广东的产业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与国际市场的连接较之内地更为紧密，人们开放的思想也更容易接纳知识产权，这都是非常有利的条件，这也是为何国家会把很多知识产权示范区、司法保护的试点都率先在广东推开，广东要利用好这些平台。而且广东目前的发展路径，跟当年的日本是相似的：“引进——吸收——再创新”。一开始就是仿冒、仿造，但是日韩企业在转变当中，更注重于“再创新”，这种模式也是广东可资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