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科技创新就要“高浓度、高密度”

原创2016-08-24张彤、薛兆丰整理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

题记继2015年发起“美国积木式创新硅谷游学”，2016年6月，多名企业家在北大国发院教授周其仁、薛兆丰和美国风险投资家王煜全带领下，再度奔赴硅谷和波士顿，探寻科技创新与商业转化的规律和走向。
以色列的创新曾经让周其仁教授产生诸多感悟，而这次的美国游学之行，周其仁教授又会有哪些发现和思考？中美大学的科技创新差距何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们该如何迎头追上？

本文为周其仁教授在“见识改变行动：2016美国积木式创新考察团分享会”上演讲内容的整理，分享会全程记录详见头条，精彩不容错过!

此次积木式创新游学，除了洛杉矶外，我们主要去了美国两个城市：旧金山和波士顿。两个城市面积可以忽略不计，占美国国土面积的百分之零点几。硅谷不是一个行政区划，是一个俗称，它的面积就跟北京中关村一样难以说清。这是非常小的两块。这就叫“美国深度考察”了？主要就去了两个地方，那么多地方都没有去，是不是有忽悠的成分？我的认识就从这里来。我的看法是：这两个地方很小，但可看的东西很多。

我们现在看硅谷，公司、投资机构、中介组织、老师、同学、实验室，在不大的空间内密密麻麻地堆积在一起，这是一个特征。它的内核就是一所大学，它早期不被人看重；而现在，斯坦福大学如日中天，经过一个多世纪成为世界顶级名校，硅谷就是以这个大学为中心而衍生出来的。

现在这个地区有大大小小公司一万家以上，创造了多少销售额、GDP、就业？我在考察中发现，硅谷公司的密度很大。但与之相比，中国的高校有多少专利？高校周边有多少企业？能不能跟斯坦福和MIT一样，画出一幅高校与企业高度集聚的地图来，这是值得探讨的好题目。

再看东岸。有一个基金会做了6年的研究，发现MIT校友所创办的公司有两万多家，每年创办的速度在递增，创业者的年龄在下降，创造的销售额达2500亿美元。这个现象给了我很强的冲击，为什么呢？

聚集是人类历史上屡屡发生的现象

因为这样的现象多次出现过。我去年去以色列，发现以色列本身不大，比北京市小，有争议的面积是两万平方米，比较稳定的是一万两千平方米。在这个不大的国家里，不是哪里都有高科技公司，就是靠地中海沿岸的那几个地方，非常密地分布在那里。顺着这个思路，再把这个现象往前推，发现聚集是人类历史上屡屡发生的现象。

我们讲希腊文明，几何学、逻辑学，都是希腊人的学问。希腊人的学问最早就是柏拉图创办的学院，这个学院成为了一个凝聚优秀学者、学生讨论的地方，对整个人类影响非常大。

与之类似的是山东。公元前300年，古代齐国首都临淄（今天的淄博），有当时最有名的学院——稷下学宫，150年里上千人在里面吵，各家各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诸子百家，包括孟子都在那里讲学，影响最大的就是荀子。那么久远，是一个空间上不大的地方，很多厉害的人凑在一起。

然后就是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等人都出现在不大的地方，就是佛罗伦萨周围的几个村镇，生在那里，聚在佛罗伦萨，那里就是几条街，这是所谓文艺复兴。

再往后是科学革命。英格兰和苏格兰统一以后就是剑桥，英国的剑桥就是在伦敦不远的小镇上。世界上科学和想法、思想都产生在不大的地方，那里的人高密度凑在一起。这种现象一再出现。

两千年来，有一群人在一起打磨，这是所有科学、思想产生的重要条件。不是单个的厉害的头脑所能实现的。厉害的头脑凑到一起，一起吵，一起你说东他说西，互相激发。

换个角度来看，所有影响人类的重大发现，空间上和人口上的分布都极其不均衡：就是极少数的人，在极少数的几个地方改变世界。其实，希腊就几个城邦，不是希腊所有的地方都那么神圣。工业革命一讲不得了，但实际上只发生在几个很小的地方，工匠、商人、学者混在一起，在酒馆里吵啊吵地吵出来的。

重大科学创新在人口分布上也极不均衡。我们去以色列就发现，以色列进海关时看那个官员，看大巴的司机，圣地老城摆摊商人，酒店柜台服务员，他们和我们能有什么区别？美国多少地方的多数人跟我们能有什么区别？

但是他们为什么人均3.5万美元？我在美国留学终身难忘，理一个发那么贵，我再也不去理发了。为什么理发这么贵？美国的理发师没有什么厉害，他的科学家厉害，他的产业厉害，他把所有的生产率平均提上去以后，显得所有人都厉害——这是科学创新产业化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中美大学，科技创新的差距何在？

因为前一段在研究城市，城市就是密度，就是聚集。这次去的时候发现，科学创新比一般城市还要高密度。这次我们走进拥有创新公司的几个地方。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我们要看哪些东西我们有，哪些东西我们没有，到底差在什么地方。

硅谷核心就是斯坦福大学，波士顿走廊核心就是MIT。他们不仅有一堆好房子，更重要的是这些房子有灵性，里面有纲领、有精神、有校训。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让自由之风劲吹”，MIT的校训是“理论与实践并重”，也就是中国人说的“知行合一”。不仅动脑，还要动手。有了这个灵性之后，会有多少故事在里面发生？

对校园作大规模投资，在中国已经能做到了。我看过很多五千亩的校园，车在里面开半天，很多大学城大到进去以后出不来。建筑面积不是问题，北大和清华也有校训，有传统。美国大学的房子里有一堆牛人。什么叫牛人？他干的事谁也看不懂，主要的特点就是说什么你也听不懂。大学里养了一批除了这个领域其他人都听不懂的人，我们中国这里也有。

区别在于，像MIT这样的学校比我们厚很多，每年研发预算很多，其中部分是企业捐的，而我们一家大学每年的研发资金却差很多。在美国好的大学里，师生比很高。教授跟学生讲：学校给我这么多钱，我就是给你们用的，你们有什么问题就来找我。老师和学生互动的频率很高。同时，老师带着博士生全世界走，哪个地方有意思，只要报上名字带着就去了；博士生领着硕士生走，硕士生领着本科生走。

有人说中国有雄厚的资本，但其实往人身上投的钱却差很远，培养人的“厚度”远远不够。很多事情看一看、现场听一听就不一样，但中国有多少学生有这个条件？

按大学拥有专利的数目，美国排在第一位的是加州大学，从88年前到2008年共有6000多项专利，MIT有3000多项专利，其他几所著名大学也有很多专利。

中国大学与美国大学相比，有老师，有学生，有研发，有支持研发的人和机构，有国家投入，有校友捐赠或公司捐赠，这些环节是一样的。但后面一个环节就不同。研究出来以后怎么弄？要发布。再下一步就是要用专利，专利有什么用？可以依靠专利排他性地实现发明创造的收益。过去听说过《拜杜法案》，但对这个法案的理解去了现场更有感触。

美国对科研也有联邦投入，那是国有资产。国家的钱、国有资产不能流失。在我们这里，必须办校办企业，不能把这个技术授给别人去办公司，否则就有犯错误的危险。美国当年其实有和我们一样的问题。

MIT是私立学校，国有土地由联邦划拨给学校，成为办学资金的来源。美国很多大学当年就是这样。这块地是国有土地，国有土地上产生的技术，究竟归谁所有？这个问题好多年找不到答案。此次访美后，我特意去读了黄亚生教授所著的《MIT创新课》，发现MIT在1960年代就做了很多在大学层面的尝试，得出了一些把这一块资源激活的经验。

这些经验最后反映到议员那里去，最后有了《拜杜法案》。到底是制度重要，还是人重要？“拜”和“杜”可是两位议员的名字哦。《拜杜法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制度，是议员吸收这个经验，在这个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制度。由于这个法案的推行，最后大概6900家公司放在麻省，成为了整个麻省经济的发动机。

此后，出现了很多新的角色，叫专利转换办公室。这些办公室的人整天在大学里面转来转去。他们也不是科学家，也不完全是商人，而是负责帮助科学家申请专利和推动专利商业化的专家。最后，专利带来的利益，有三分之一归专利转换办公室；他们拿到钱再去申请专利，拿到更多的钱，整个技术转换的格局就不一样了。

我们大学里面有这样一号人吗？这一点非常重要。科学家怎么跟官僚机构打交道？怎么填那些表？科学家不擅长想这种问题。依靠分工，让喜欢填表的、专业的人来填表。我们大学缺的是制度，而没有制度的原因是没有人把制度做出来。

在参观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专利墙”，而专利背后是一套关于专利保护的法律。五年、八年你来研发，只要干出头来，任何人都要给你付费；没有这个信念，谁五年、八年往里放？风险资本怎么敢往里投？有了核心大学给企业的专利，围绕这个专利可以再开发更多专利。我们参观的无线充电公司，就以此方法拥有了200多个专利。

光有专利还不行，产业界怎么判断？市场怎么判断？这是另外一个环节。不是所有专利都能赚钱，要有人掂量、评估、经验、尝试。我们在游学过程中就看到有企业联合会，驻扎在MIT，从市场产业生产的角度评估哪些专利更有机会变成产品，但我们这里好像就没有这样的组织。

投资于专利有很大风险，因为不知道科学上很有道理的专利，在市场上是否也有道理。有的专利市场接受程度好，有的市场接受程度差，这就需要企业家进来。

美国科技创新力量大，原因在于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生态。房子是同样的，校区是同样的，大学名字都叫大学，但人家里头的活动却很不一样：差别不是一点半点。经济学就是研究分工，这是什么分工？对我们大学在整个社会当中的连接方式，真要重新反省。

科技创新就要有高浓度、高密度的“场”

什么叫科创？运用一个新的原理解决有市场前景的问题，就叫科技创新。在我看来：第一，要有原创性的想法，原理就是一个想法，就是关于因果联系的猜测，有了原理能不能用，后面要有一组或多或少支撑性的技术。

我们最受触动的就是帮盲人的眼镜。这个项目背后的科学原理就是：人看东西不是靠眼睛看的，而是靠脑子，在脑子里成像，这个科学原理曾有多少人摸索、猜测。有了这个原理，不一定能马上变成产品，应用原理要有一系列的技术支撑。

信息如何通过舌头上的含片进脑子，关键技术不解决，原理不能变成商业——这些问题都要有，科学家、工匠都不能少。关键是工艺可行性。这一点做实验的人都知道——为什么MIT强调动手动脑并重？不动手解决不了关键的技术困难。

你让人好好去琢磨一个事，你给他什么？知识产权保护怎么样？有了对知识的判断，谁投资，怎么融资，怎么出产品，怎么让产业成型，一个都不能缺；科学家、教育家、发明家、工匠、企业家、投资家、商人，一个不能少。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是关键，不能指望科学创新在整个国家都遍布，所有这些元素只能在空间上集中到非常小的地方来。高密度、高浓度，要形成一个场。不光是每个元素很优秀，而且要每个元素进入到这个场里互相作用。

我们这次游学，互相折磨，互相较劲，发现所有人的体能都是可以的。过去说这怎么得了？这次实验发现：场是比单个元素重要的力量。这个场一定不能太大。反应堆、熔炉、高压、高温要凑到一起，要高频互动。很多想法讲一句也可以，讲完也就罢了；但如果一句接着一句讲，想法就可能变成行动。

温度非常重要，如果不在一个群里面集聚起来、凑到一起，好多潜在的力量是发挥不出来的。这里头最重要的生产力不是单个人多聪明、多厉害，而是形成的那个氛围，谁也说不清这个氛围是什么。这次到美国的团员都说自己是被动去的，那谁是主动的呢？是碰出来的主动，这就是生产力。

中国古人讲：“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什么叫创新？就是“无中生有”。无中生有的条件是什么？想法再往前走一步，最后怎么变成产品？这里有大量的道理值得研究。我还没有完全想清楚这个“鸡和蛋”的问题：我们这里没有那么多厉害的牛人，没有斯坦福那么多厉害的教授，没有那么多全世界最厉害的学生，怎么办？

单个元素的品质和整个场的浓度、密度到底什么因果关系？谁是因，谁是果？同样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如果我们的生活天天是游学团这种密度，你会怎么样？很有可能是体力、智力、能力、热情都会上好几个数量级。

要有高质量的分子，形成一个场。我参观过钢铁厂。那里矿石要高品质的，炉子要够热，看一个人就看他进没进过炉子：没在炉子里练过，很多品质都不够，很多杂质不去掉，质量就高不了。所以中国人口非常多，但是高品位、高质量的人是决定性的因素。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那么穷，局势那么糟糕，出了多少人？为什么？所以这个氛围、场的浓度，各位要高度关注。小时候我们说“孟母三迁”，把一个人放在一个地方，不行就离开。

今天，经常有人说这个不对，那个也不对，说来说去，我倒是问：你为什么不走啊？你为什么不把自己放在一个对的地方去？把一个地方改到对，并不容易，但很多国人不会选择孟母三迁这个最简单的办法。我们会选职位和行当，就是不会选哪一个场。有些地方就是不能呆。你要到对的地方去。你进去以后把杂质去掉，很快就上去了。把想做事的人聚在一起，形成氛围，就可以发展。这是知识驱动、知识外溢的经济发展。

去一个对的地方，这个地方怎么形成呢？哪里有希望呢？研究城市，研究到最后就是这个问题。中国很多地方，土地不会值钱，房地产不会值钱；只有少数几个地方土地和房地产值钱，这是斗出来的。要看有什么人不依不饶地斗，增加浓度。这不是预测出来的，是行动出来的。

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到底能做一些什么行动？变革、解决问题、又敢想，又能够踏实做，到底可以做些什么？我个人力量是非常有限，大家共同努力！

（张彤、薛兆丰整理，内容未经作者本人审阅）